因此，真正的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着眼于保护它们的原生态，保护它们本来的一木一石，一砖一瓦，保护它们的实体（或体素），而不是以说不清道不明的“风貌”当做保护的主要对象。历史信息和它们的真实性只能附着于文物建筑的实体上。“风貌”也只能附着于实体。没有了实体，哪里还有什么风貌？实体变了，哪里还有“原汁原味”的风貌。

因为文物建筑所拥有的历史信息，一般指的是文物建筑从建成之日起到确认为文物单位之时止这个生存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部历史信息，所以，真正现代的文物建筑保护，对“清理”拆除，对复建改建，都抱着非常慎重的态度。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到中国来的专家考察组，就曾经建议不复建故宫西北部失火烧毁的建福宫，而把遗址当做遗址保护的教学示范场所。至于在文物保护范围内搞什么臆造的“仿古”工程，那更是干不得的了。

由于遵从这样的“道德守则”，很有可能经过维修的文物建筑的形象不很完整，风格不很统一，观赏性受到损失。我参观过《威尼斯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负责修缮的一座拿破仑的兵营。兵营破损严重，在补足楼板的时候，为了做到“可识别性”，他设想了许多方案，最后实施的方案是：因为原有的楼板是顺向铺的，所以补足的楼板便横向铺，使二者有明显的差异。这做法就像打了一块块不高明的补丁，不大好看，但文物建筑保护学界很赞赏这个方案。这种情况会诱发一个问题：这样的历史真实性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后代子孙会需要它吗？欧洲主流上的文物保护专家用典型的西方人气质回答说：“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包办后代子孙们的选择，我们的责任只是把历史的实物见证真实地传递给他们。”我见到过罗马大学一些学生的论文，真有研究历代墙砌体所用砂浆的成分和配合比的，也有从木材上的痕迹探讨某时某地斧、锛等工具的形状、大小、重量和操作方法的。我们确实不能知道后人会做什么样的研究，我们至少不应该断了后人研究任何一个课题的路子。

要尽可能多地保护文物建筑的历史信息和它们的真实性，实践中会遇到不少很大的困难，往往要做大量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花费许多时间，许多人力物力。意大利人维修不大的一座古罗马时代的凯旋门或者一棵纪功柱，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功夫。我到一个纪功柱修缮工地爬上脚手架参观，负责人很谨慎地告诉我：“我们几乎是一平方厘米一平方厘米地分析研究过的”。为了制止比萨斜塔的继续倾斜，世界各国许多专家们投入了研究，方案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时间一拖再拖，显得困难重重，而情况又十分紧急。我也去访问过负责当局，他们说，工程之所以这么难，就是因为要最大限度地保存塔的原生性，不肯落架重建。如果落架，那难度就不会这么大了。“较真”、“认死理”，这是西方专业人士的一种品质，粗看好像笨头笨脑，但是其实很值得我们学习。一位年轻朋友，从来没有接触过文物建筑保护的，到欧洲游学了两年，回来之后对我说：“我看他们修古建筑，津津有味，乐在其中。”西方人通常以挑战困难为乐事，而我们的传统小聪明，则大多以回避困难，绕过困难，“四两拨千斤”为能。结果是西方人在一次次挑战并战胜困难中进步，一个比萨斜塔的治理，推动了许多方面的技术，而我们呢？面对文物建筑保护的世界主流原则，一遇到困难，就想修改或者否认这些原则，我们虽然总是振振有辞，但我们似乎还没有在什么科学技术领域领先于西方。